冯铁金

    《中国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11月制定的一份重要文献。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个文件“不是原件，是从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来的。是根据英文稿又译成的中文稿”①（注①：《“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该文件最早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6月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只标注了时间，没有署名。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收入该文件，并注明是由张国焘翻译的。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界开始有人把该文件的起草归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下简称“上海组织”），或由陈独秀起草、主持起草，此后几成定论，一些权威党史著作也沿用此说。②（注②：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王树棣：《论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陈独秀评论选编》（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本文通过史料分析和思想观点比较分析，认为《宣言》不是上海组织的成员拟写的，而是来自北京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文件。经过比对陈独秀和李大钊同时期文章，可知《宣言》中的观点和用语习惯与李大钊相同，而陈独秀则与之大相径庭。因此，本文得出《宣言》不是陈独秀所写，而应当出自李大钊之手的看法，供学界参考。

一、《中国共产党宣言》应是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早期资料严重缺乏，导致后来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十分困难，常常只能依靠回忆和不能形成链条的零星档案，不少情况都只能是推测。《宣言》就是如此。现在学界沿用的《宣言》出自上海早期组织的说法，并没有经过考证或论证，可能是根据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组织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是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推断出来的。可是，上海组织的18位成员《共产主义小组》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说：“上海小组成员有15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③（注③：《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75页提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17位成员，其中除没有李季外，其他14人与上书的提法相同，并增加了施存统、周佛海、陈公培3人。两书共涉及到18位成员。），无论是1920年11月以后的成员，还是之前就已加入的7位成员，都从未提到过这么一个宣言。而当时的北京组织也有产生《宣言》的可能。那里同样有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另一位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更重要的是，北京组织成员张国焘回忆，他在一大开幕前起草过一个《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内容与《宣言》相似；最近在俄罗斯的档案馆里发现了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党课时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提到了一个北京组织制定的《党纲》，其内容与《宣言》高度一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因此《宣言》可能是北京组织的文件，也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张国焘讲课稿中说：

　　“北京小组成立（在上海之后），于1920（年）七、八月间，由李守常、张松年（即张申府——引者注）和我商量筹备（叫北京共产党）。张松年不久赴法。我与守常与无政府接洽，他们也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一共有八人，决定党纲如下：

　　（1）共产党原则：A）没收一切资本——没收银行矿山，废除个人压迫个人，经济上社会共有。B）领导工人阶级获得政权，打倒反动势力，过渡到消灭政权。C）消灭一切阶级（原文“级”后没有标点——引者注）。

　　（2）共产党目的：A）要进行阶级斗争——团结工人由经济争斗发展到政治争斗夺取政权。B）取得政权以后，发展阶级争斗。C）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以大规模生产为基础。”①（注①：《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笔者仔细研究了张国焘回忆中提到的“党纲”，把这个党纲提纲与《宣言》比对，发现《宣言》中的内容可以与纲领对应：

　　对应（1）A）：《宣言》开宗明义说：“A、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即生产交换——引者注）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

　　对应（1）B）：“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

　　对应（1）C)：“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

　　对应（2）A）：“劳动群众——无产阶级——的势力正在那里发展和团聚起来。……这个势力表现出来的方式，就是阶级争斗。”“这种势力的增长，日见坚实，终归会把资本主义铲除了去。”

　　对应（2）B）：“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这不过是共产党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斗争还是继续的。”

　　对应（2）C）：“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方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②（注②：《“一大”前后》（一），第2—5页。）

　　通过这些比较，应当承认，这份“党纲”与《宣言》的核心内容有很大相似度，对《宣言》极可能不是出自上海，而是出自北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张国焘回忆的北京组织的“党纲”，虽然只是个提纲，但作为回忆也算详尽了，说明张确是参与很多的重要当事人。

　　《宣言》还对北京组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宣言》中有7处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如：“俄罗斯的阶级斗争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所以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抵抗国内外的仇敌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过是说政权已经被革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③（注③：《“一大”前后》（一），第4—5页。）一处提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的专政，仅仅表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势力和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现在在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经战胜了。”④（注④：《“一大”前后》（一），第4页。）译者张国焘当时说明：“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对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⑤（注⑤：《“一大”前后》（一），第1页。）这个说明显示曾是北京小组成员的张国焘确实对《宣言》的由来和目的十分熟悉。而查阅史料，在吸收党员的标准中特别注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也正是北京组织，而不是上海组织。恰在1920年11月间，北京组织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而退出的事件。张国焘在1929年的这次讲课中也说，“与无政府党有争论。……无政府派……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后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退出了。①（注①：参见《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据张培森考证为1938年张闻天在延安撰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说：“一九二〇年各党的小组织中发生了分化，……北平小组织通过中共纲领时（北平小组织自己拟定的临时纲领），因纲领中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条，在讨论时，黄凌霜等表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争论的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均退出了党。”②（注②：《“一大”前后》（一），第450—451页。）张闻天书中的这个记载，与张国焘的回忆是一致的。书中还补充了张国焘回忆的“党纲”提纲里没有的重要内容，即这个“纲领”里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

　　关于北京组织重视其成员是否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当事人回忆作证。据朱务善回忆，邓中夏在发展他加入北京组织时，开头就问他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赞不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待他表示完全赞成后，才考虑他加入组织的问题。③（注③：参见《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朱、邓二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以后加入北京组织的，这说明北京组织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通过的“纲领”中，是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的，且此后确实把它作为吸收新党员的标准。这与《宣言》中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以之为“收纳党员的标准”，完全一致。

　　上海组织虽无一人说过起草过一个“宣言”，但有三人回忆他们曾起草过“党章草案”、“党纲”、“章程”等。李达说：“当时还曾起草一个党章草案，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信纸写成，约有六七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用下列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一、劳工专政，二、生产合作’。”④（注④：《“一大”前后》（一），第7页。）施存统说：“我们五个人（指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引者注）起草的是党纲，不是党章，共十余条，内容已记不清。大约提到：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等。”⑤（注⑤：《“一大”前后》（一），第36页。）陈公培说：“这次会是一九二○年夏举行的，作为组织共产党的准备，搞了五六条章程，很简单。第一条好像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会前经过一些解释，后来大家也都同意了。”⑥（注⑥：《“一大”前后》（一），第564页。）通过这些回忆，我们得知：上海组织1920年夏搞了一个很简单的章程或纲领，主要内容包括“无产阶级（劳工、劳农）专政”这一条，说明上海组织也把这一点看作筹备共产党的重要内容。

　　张国焘的讲课稿在列出了“党纲”后，紧接着说：“这个党纲由独秀从伍廷康得来，写成中文，又有下面几条：1）无（产阶）级专政2）国际组织3）不准做官。”有可能1920年7月张国焘受李大钊的派遣到上海与陈独秀商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之事⑦（注⑦：参见《“一大”前后》（一），第131—142页。）时，从陈独秀处拿来这个只有寥寥数条、非常简单的“党章草案”或“章程”，北京组织就作为自己讨论的初稿，最后形成了他们的“党纲”。假设在紧接着的时间里（同月）北京组织在“纲领”基础上，秉承与“纲领”一致的宗旨，起草了一个内容相近的宣言，而且强调以“赞成无产阶级专政”为“吸纳党员的标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反观上海组织，在《宣言》制定前的时间里，7名成员中，只有袁振英在1920年8月加入前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其后也没有发生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

再说张国焘一大前所拟《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与《宣言》内容基本一致的问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①（注①：《“一大”前后》（一），第174页。）从张国焘对《成立宣言》主要内容的介绍来看，与《宣言》基本上是一样的。张在这里说的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可对应《宣言》中第一大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那3段内容,“信念”与“理想”是一个意思。“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可对应《宣言》中第二大部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那7段内容。“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可对应《宣言》第三大部分“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那6段内容。这部分前4段讲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后2段讲的是“实现共产主义”问题。限于篇幅，就不展开论述了。

二、《宣言》的起草者或执笔人应是李大钊，而不是陈独秀

　　关于北京组织“党纲”讨论通过的过程，为什么讨论时无政府主义者占多数，而当意见不合时只能退出呢？应当是因为李大钊、张国焘是北京组织的建立者，无政府主义者是后加入的。因此1920年11月这个时间里，北京组织的文件就基本只能出于李大钊和张国焘之手了（另一位筹建者张申府已到上海准备去法国）。但张国焘回忆里并未提及自己起草或执笔的事情。而且，当时李大钊是建党领袖，依照其名气威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当时的情形也多半是李大钊主笔，张国焘充当助手。也就是说，如果《宣言》确实是出自北京组织，李大钊是其起草或主持起草者，或执笔人，或主持制定者，就都没什么疑问了。张国焘起草的那个《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也很可能是以这个《宣言》为底子写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宣言》来历的说法，起初是说由上海小组“制定”、“起草”，后来才有人将“起草”、“主持起草”、“主持制定”的事情落实到陈独秀身上，就是因为陈独秀是建党领袖，他的思想水平和威望远高于其他成员，这个地位决定了在组织的重要文件中必然会更多地反映他的思想观点。事实上，在党的早期，很多党的重要文件就是由最高领导人亲自起草送交讨论的。如中共一大就有“讨论陈独秀所拟的党纲”之事。假如他就是起草者或者执笔人，文件还会反映出他的思想着重点甚至行文、用语的特点来。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李大钊和陈独秀此前的一些主要文章分别与《宣言》进行比对。结果发现，李大钊的文章与《宣言》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极多，而陈独秀则与之不同甚至相反。

　　（一）“经济现象为最重要”，是李大钊在很早就认识到的问题，《宣言》即秉持这种观点。陈独秀在此前则没有这样的认识。

　　李大钊早在1919年8月，就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②（注②：《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1919年10月、11月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四个大问题说：“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要件。”③（注③：《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0页。）1920年1月1日，他又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④（注④：《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0页。）这些都说明，李大钊是把经济现象看作最重要现象的。同样，《宣言》也把经济现象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其第一个问题的首句就是“对于经济方面的见解”，接着对此问题作了详细、深刻的阐述。①（注①：参见《“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而陈独秀在1919年12月，还对经济、政治孰为基础的问题处于矛盾之中。他在《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说：“我以为关于社会经济的设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简直是政治的基础。”②（注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30页。）这句话，虽然强调了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但终究还是把它归到了政治问题的范畴中。直到1920年10月1日，即距《宣言》起草只有一个多月时，他还在《懒惰的心理》开头第一句话说：“改造社会自然应该从大处着想，自然应该在改革制度上努力。”③（注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页。）

　　（二）要有崇高的“理想”，是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始终倡导的问题，《宣言》热情赞颂了“共产主义”的理想。陈独秀则对“理想”抱有贬义，认为多是空谈。

　　李大钊在五四前后多次谈到“理想”问题。如1919年1月1日，他在《新纪元》中说：“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④（注④：《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50页。）1919年8月，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⑤（注⑤：《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页。）1920年1月15日，他在《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中说：“我们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⑥（注⑥：《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65页。）而《宣言》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个大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的第一句话是“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⑦（注⑦：《“一大”前后》（一），第2页。）。

　　陈独秀在他所著的文章中虽然也提到过“理想”，但却并不鼓吹“理想”，认为光说“理想”是一种空想，不切实际。1919年2月9日，他在《威大炮》中说：“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⑧（注⑧：《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44页。）1919年2月23日，他在《理想家那里去了？》中说：“法兰西国民，向来有很高远的理想，和那军国主义狭义爱国心最热的德意志国民，正是一个反对。……不知理想高远的法兰西国民，都到那里去了。”⑨（注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358页。）从上述陈独秀对理想的提法来看，他所谓的那些“理想”都是贬义的，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他还说：“（一）我们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实质，不是理想底空名词；（二）我们若要得到理想底实质，必须从实际的事业上一步一步的开步走，一件一件的创造出来。”⑩（注⑩：《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478页。）其实陈独秀在这里关于“理想”的看法，与胡适相近：“但是我所说的理想的作用，乃是这一种根据于具体事实和学问的创造的想象力，并不是那些抄袭现成的、抽象的、口头禅的主义。”（11）（注（11）：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宣言》中恰恰是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为全新的崇高目标的，与陈独秀对“理想底实质”的要求差之甚远。

　　(三)李大钊对俄罗斯十月革命高度赞扬、多次论述，《宣言》也同样加以阐述。而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评价一直很低。

　　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热情赞颂、多次著文深刻阐述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人。《宣言》中多次提到俄罗斯革命的情况，如宣称“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结果，使俄罗斯的阶级争斗变作劳农专政的方式。”“他的趋向是向着与俄罗斯的阶级斗争一样的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注①：《“一大”前后》（一），第3—4页。）

　　而陈独秀对俄国十月革命几乎没有作过正面的评价。如1920年9月1日，他在《对于时局的我见》中说：“有许多人欢喜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实在是自欺欺人，无论是国会也好，国民大会也好，俄罗斯的苏维埃也好，都只是一阶级一党派底势力集中，不是国民总意底表现。”②（注②：《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11页。）1920年11月1日，也就是《宣言》写作的那个月，他在《答郑贤宗（国家、政治、法律）》的信中说：“事实是道理底基础，俄事不过是一种有力的事实，不足以占据我们的全信仰。”③（注③：《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第47页。）

　　（四）实行“（总）同盟罢工”，是李大钊一直关注的问题，《宣言》对此有了更明确的阐述。而陈独秀在这期间则从未提到过此问题。

　　早在1917年3月，李大钊就对“同盟罢工”予以关注，他在《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中说：俄国“工党对此异常激昂，率相投袂而起，以激烈之同盟罢工，为示威之运动”④（注④：《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10页。）。《新纪元》中说：“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⑤（注⑤：《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51—252页。）1920年5月1日，他又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中说：“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一期，举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时制度实行为目的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⑥（注⑥：《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78页。）《宣言》继续阐述了这个思想，说：“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争斗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⑦（注⑦：《“一大”前后》（一），第3页。）而查《陈独秀文章选编》三卷本（这是迄今为止陈独秀文章较全的选本），直到1920年11月时，他还从未提到过“（总）同盟罢工”的问题。

　　因此，文本分析的结果显示，李大钊起草或执笔《宣言》的可能性远远大于陈独秀。至于上海组织的其他成员，当时可能与《宣言》发生关系的有6人⑧（注⑧：上海组织的18位成员中，《宣言》起草时，施存统、周佛海、陈公培早已到日本、法国留学；陈望道、李季、邵力子、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等8人加入该组织是在《宣言》起草之后。因此，以上11人不会参与《宣言》的起草。），但关于以上这些问题则都未全面涉及，有人仅涉及一二，但当时他们的思想观点、关注重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平等，与《宣言》相差得更远。其中，李汉俊和李达是除陈独秀外思想水平最高者。但李汉俊直到中共一大上，还不能肯定是俄国十月革命好，还是德国社会党的革命好，主张先分别到两国去考察，然后再作决定；李达在此前后对“总同盟罢工”的看法与《宣言》不一致。其他4人，沈玄庐当时兼有绅士、国会议员、浙江省参议员等多种身份；俞秀松主要是做团的工作；杨明斋原为俄共党员，以前一直在俄国生活，1920年8月以后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办外国学社和华俄通讯社上；袁振英的长处在于翻译，此前一直致力于发表译文。他们起草《宣言》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作者冯铁金，中共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河北唐山063300〕

（来源：《党的文献》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