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东升

   

本期《党的文献》从不久前出版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选发了一组关于党报作用和党的宣传出版工作的历史文献，其中包括193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报及其作用的文献两篇，1942年到1949年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关于宣传出版工作的文献6篇，它们都是首次正式公开发表。这是对已经公开发表的党的新闻宣传出版理论有关文献的重要补充，对加深认识我们党充分发挥党报的领导和喉舌作用、不断加强党的宣传出版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一、党对加强党报的领导和喉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要求“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

党报是党的重要宣传和舆论工具。从党的成立之初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重视党报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壮大自身力量，开展政治和武装斗争中的作用，始终把它看作党的所有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党的理论宣传和新闻出版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报性质的认识，最初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报是党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同等的武器”和“第一个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6页。】；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因此，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中共相继创办了《向导》、《新青年》、《先驱》、《前锋》、《中国工人》、《中国青年》、《红色中华》等报刊。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党在1923年曾对党和团的中央机关报作了宣传上的分工：《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中国青年》周刊是“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后来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在1926年7月党中央的指示中，又分别对各党报的职能作出过调整。此外，党还曾指示各地方报刊要注重当地的政治鼓动和地方问题，要注意与当地各派辩论，并按月报告此类工作的成绩。

根据革命斗争事业发展的需要，党对党报的重要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7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专门指出：“政治宣传和鼓动，乃是党调动群众、领导群众兼以训练党员之必需条件。”【《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第35页。】1930年，《红旗》刊发《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指出：“扩大党报不仅是我们党的经常工作之一，并且是我们党在目前革命形势中0个重要的革命斗争。这个斗争不仅要反抗帝国主义及一切统治阶级对于我们党报的压迫，并且要反对我们党内之一般忽视党报作用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但是，由于党在成立初期力量相对弱小，斗争经验不足，党的工作尚处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同时，人们也意识到党报对党的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的影响和作用还十分有限。到了1930年前后，党中央实际工作负责人李立三错误估计革命形势，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努力，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不久又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无情打击。同时，党内分裂主义危险加剧。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清理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同时，针对党报党刊宣传不力的问题，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就是本期所发文献的第一篇。

这篇文献，在指出过去党报工作存在“空谈理论”、“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没有做到“带有最大限度的具体性”、没有起到“领导的指示的作用”等问题的同时，特别指出：“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所发论文“要带有指示文件的性质”，“应当给与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以具体的建议”；另外还重新规定了《红旗日报》、《实话》、《布报》和《党的建设》等报刊的性质和宣传分工，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一切领导”。这个决议，在对党报作用的认识上，在具体办报方法和经验上都做了重要部署，是党的新闻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

一个多月后，193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地方各级负责同志重视党报领导作用、为党报撰写文章，发表对于各种问题的意见，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并要求建立各地通讯网，对党报的健康发展作出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

   

二、以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党关于党报作用和新闻宣传出版的思想和理论开始走向成熟。

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人克服难以想象的严重困难，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在陕北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同时着力于党的自身建设，肃清党内错误思想，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党的报刊的领导和喉舌作用，大力加强党的宣传出版工作。这一时期，在延安清凉山下，由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陕甘宁边区有关部门编辑出版发行的报刊《今日新闻》、《解放周刊》、《中国工人》、《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共产党人》、《谷雨》、《诗刊》、《西北》、《中国文化》、《军政杂志》等，相继创刊发行。1940年2月7日，在《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刊一周年之际，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纪念文章，称赞《新中华报》“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

1941年5月15日，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次日，《解放日报》在延安正式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机关报（日报）。

在《解放日报》最初10个月的办报实践中，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在宣传报道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党八股、形式主义。比如，在内容上以刊载国际新闻为主，报纸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严重脱离解放区斗争实际和党的中心工作实际；在版面安排上几乎程式化：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即延安），把重要的党的消息放在极不显著的位置；教条主义地照抄苏联《真理报》和中国《大公报》的做法，坚持“一天一篇社论”，导致一些社论质量不高，有些新闻也不真实，不少文章脱离群众，八股文风很浓。

1942年3月，中央决定改造党报。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必须亲自注意党报的编辑工作，负责人要经常为党报撰稿；党报要开展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报纸文风要力求通俗简洁。【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1—92页。】4月1日，《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正式改版。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面貌焕然一新：版面安排和新闻排序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联系群众；及时、大量宣传整风运动，保证党的政策有效落实，约请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者撰写有关文章，包括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反对党八股》，有力地引导整风运动健康发展；提高社论质量，加强宣传党的政策，深入探讨党报的理论问题。《解放日报》改版后的社论加强了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仅在1942年4月至年底的时间，就发表整风社论100多篇。报纸还大量刊载探讨新闻理论问题的社论，如胡乔木的《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1943年1月26日），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等，对党报的理论研究也进一步系统化。

围绕着《解放日报》的改版，党形成了报纸要增强党性，要突出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要全党办报等一系列思想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报和新闻理论，加强了与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标志着党的新闻思想开始走向成熟。同时，《解放日报》的改版也为党报的深入改革起了示范和促进的作用。这之后，《新华日报》东北版、《抗战日报》等也在整风检查工作的基础上，纷纷进行了类似的改版，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党报发展的新纪元。这是一次成功且意义重大的探索。

   

三、从1942年到1949年，党在党报编辑出版方面结出丰硕成果，同时在领导宣传出版工作方面做出了许多可贵探索。

以《解放日报》的改版为契机，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为他们“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页。】

由于延安党报容量有限，不可能全面反映边区各地情况，加之交通不便，报刊运送困难，毛泽东特别鼓励边区和各地委、各部队、偏远的县都来办报。在1944年3月2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说，可以试办油印小报，请一位知识分子负责，从编辑到发行，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报上登什么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样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各单位还可以办墙报，这也算是报。“这样来办报纸，那末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3—115页。】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下，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自上而下形成了办报的大好局面。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为例，就有关中、绥德、陇东、三边等地委以及三五九旅等驻军先后办起了70多种自己的报纸，整个延安乃至边区的街头、村头、机关、学校、军营，具有战斗性的墙报、壁报、小报随处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深入人心。全党办报的空气形成后，党报反映情况的政策性、组织性、战斗性、群众性更强了，也更具体化和典型化了。

根据中央确定的党报性质、作用和任务、宣传出版工作的总体原则和要求，1942年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各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积极探索新闻宣传出版工作新途径、新办法，对各地报纸刊物的出版、对外宣传工作，新闻报道、广播电台工作、思想理论建设、出版物的规定等问题发出一系列指示，有力促进了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开展。以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几篇文献为例：

关于各地报纸刊物的出版，194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适应环境，贯彻党的精兵简政政策，每个战略根据地可以出版一种重点刊登本地区新闻的报刊，并要求对报纸工作人员以较优厚待遇。

关于对外宣传工作，1944年4月1日，总政指示各地区部队首长及宣传机关要加强指导，真实报道敌后战况，宣传我英勇战绩。

关于新华社工作，1946年10月4日，中央建议各地党委要求调查研究室干部兼任新华社特约记者或特约撰稿人，反映当地实际工作和干部思想等情况和经验，并规定了稿件字数和上传方式。

关于广播电台工作，194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通知，提出通盘筹划全国各地电台设置的具体方案。

关于统一出版事业，1948年11月22日，在经刘少奇修改发出的中共中央给华东局的指示中，决定中央要创办大印厂、大书店，把解放区出版事业统一起来，把编印马恩列斯文献及中央重要文献的权力统一于中央，消灭出版工作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1949年8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规定，为了出版物的版本划一，解放社和新华书店负责编印党的文件，由中宣部统一审查批准，不准私营书店擅自翻印。

这些规定和举措，是党在领导新闻宣传出版工作方面做出的可贵探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报发展和党的新闻宣传出版工作在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的发展历程。

〔作者孙东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