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冬权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1921年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标志。关于党的“出生证”和党生日的证明——中共一大档案，曾经历了“失而复得”的过程。
中共一大召开后，没过几年，党中央保存的一大档案便遗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曾明确地说：“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这次大会有什么决议和宣言，现在已找不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104页。】李立三作报告的时间，距一大召开仅八年多，而在党中央的档案中，便已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文件了。究其原因，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材料可以解释。中央档案馆收藏有一件俄文档案，标题为《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时间是1923年8月18日。在这份报告中，陈独秀谈到党的经费时说：“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可见1923年前后，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一次破坏，以致包括党费收支等在内的中央档案“全部遗失”了。笔者估计，一大档案可能就是在这次搜捕中遗失的。
一大档案的遗失，使得一大历史一度成谜。比如：一大到底是哪一天召开、哪一天闭会的？哪些人参加了一大？谁主持了会议？会议的议程是什么？讨论了哪些问题？有没有形成以及形成了什么文件？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38年5月，中共中央准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时，一大出席者毛泽东、董必武等都只记得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日期，就把7月的月首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194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从此，7月1日便被象征性地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是陈潭秋，……一个是董必武，……我也是一个。……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对一大情况基本说不清的这种状况，到1957年出现了重要转变。这一年，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这批档案接收回来后，现存放于中央档案馆。在整理这批文件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中共一大的有关档案，可分为两类：一是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二是一大参加者后来的回忆。它们作为一大的基本材料，大致说清了一大的主要情况，还原了一大的主体面貌，基本解开了一大的历史之谜。这些档案的内容，先后被收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书中。现简要介绍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关于一大的几件档案，以飨读者。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现存档案中同一个标题和内容的俄文打印件共有三份。第一份序号为第8卷第1件，共3页，每页横21．3厘米，纵30．1厘米，字为黑色。第二份序号为第9卷第3件之一，纸张较其他两件厚，共2页，每页横22．5厘米，纵36厘米，字为紫色。（见图一）第三份序号为第9卷第3件之二，共3页，每页横21．5厘米，纵29厘米，字为黑色。
图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打印件，9—3之一
这三份俄文档案是什么时间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又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从考证。档案整理者刚发现时，曾把俄文译成中文，于1958年刊登在内部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10号上，送中央领导审阅。1959年8月5日，中央档案馆筹备处曾将此件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并送请董必武帮助鉴别。董必武在9月5日的复信中说：“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在该校发现了一大参加者陈公博1924年在其硕士论文中附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本。经对照，英文本与俄文本的内容基本相同，均为15条；其中第10条内容后，均缺少第11条的序号和内容，故实际上是14条内容。这14条的条文要点基本相同，仅文字稍有出入。两种文本在第11条和第14条都有注。俄文本第11条注：“遗漏”；英文本注：“陈的稿本上没有第11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10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俄文本第14条注：“这一条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过激烈争论。”英文本注：“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参照档案中另一件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曾说道：《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4条关于党员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则俄文本第14条注的意思不完全准确，可能是译者由中文翻译成俄文时理解有误或翻译有误，英文本注的意思应当更准确一些。海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英文本的发现，恰好证明了中央档案馆所存《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本内容的可靠性、真实性。两个译本共同证明：1921年中共一大确曾存在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内容一共名义上15条、实际上14条。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缺漏，笔者推测其中的第11条应是中文本原缺，可能当时起草者由于太匆忙，在编各条的序号时漏掉了第11条，之后的第12、13、14条都依次错编为第13、14、15条，而后来的俄文译者和陈公博都照译了出来。
这三份俄文打印件，没有具体时间和译者姓名，因此，无法确切知道是什么时间由什么人翻译、打印的。但从纸张的不同和字的颜色不同等情况可以确认：这三份档案不是由同一个人、同一时间、同一批打印出来的。尽管它们不一定是一大会议使用的原件，而可能是会后由中文原件翻译重新打印再报送给共产国际的；尽管其缺少具体月日和成文机关、受文机关、文件处理过程中的标记等，但经已发现的其他档案、资料佐证，可以确定它们的内容是真实、可靠、毋庸置疑的。文件确定了党的名称、纲领、政策、党员条件、党的各级机构、党的纪律等，是一大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性文件，对于后人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最初成立时期的政治面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图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俄文打印件，9—5之二
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现存档案中同一个标题和内容的俄文打印件也有三份。第一份序号为第8卷第2件之五，共3页，每页横21．3厘米，纵28．8厘米，字为黑色。第二份序号为第9卷第5件之一，共3页，每页横21．3厘米，纵29厘米，字为黑色。第三份序号为第9卷第5件之二，共2页，每页横22．5厘米，纵36厘米，字为紫色。（见图二）
此件由俄文译成中文后，曾于1958年刊登在内部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6号上，送中央领导审阅。该文件只有年份而无具体月日，更无成文机关、受文机关及文件处理过程中的标记等，亦有英文译本被陈公博的硕士论文附录，且英文本的条文内容与俄文本基本相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样，都是中共一大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文件之一。这两件档案共同证实了中共一大确实存在党的纲领和决议，只不过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而已，因而在几十年中鲜为人知。但两件文件在会后都曾被译成俄文，呈报给共产国际。从这两件档案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党的名称、纲领、制度、长远目标、当前任务、对其他政党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清楚地看出当时党的性质和面貌。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此件是俄文打印件，序号为第9卷第4件之四，纸张特别薄，共4页，每页横22．2厘米，纵28．2厘米，字为紫色。（见下页图三）文件上未标注作者，没有形成时间，也没有译者、翻译时间、呈送时间等，亦没有文件处理过程的标记等。中文译本1958年曾刊登在内部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6号上。
从该件内容上可以大体判断：1．文件的形成时间大约在1921年下半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7月底或8月初，也就是中共一大结束的时候；2．文件的形成主体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性质是会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内容为报告这次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总体情况。
这件文件与前边的两件文件中的紫色打印件现收集在同一个卷内，序号同为第9卷。由三份打印件字迹均为紫色判断，这个报告同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两份文件应该是有关联的，并且很可能是一同翻译、一同打印、一同呈送的。也就是说，党在一大召开后不久，曾向共产国际呈送了一份关于大会情况的报告（即此件），并同时呈送了大会讨论的纲领和决议等。这些应该是中共一大向共产国际报送的一整套完整材料。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现存的三份俄文打印件中紫色字的打印件应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向共产国际报送的原件，其余两份黑色字的打印件，应是后来重新打印的或通过其他渠道报送共产国际的。
图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打印件，9—4之四
从党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件文件是有关中共一大情况最原始、最真实的材料，在现存所有关于一大情况的档案、资料中，史料价值最大，权威性最高。这份报告的发现，澄清了此前中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的许多疑点，也填补了中共一大以及党的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不少空白。例如：
1．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从何时开始成立的？地点在哪里？人数有多少？领导人是谁？文件开头就说：“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共有5个人，领导人是陈独秀。
2．中共一大召开时，各地已有几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党员多少人？该文件说：“这个组织逐步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这里所说6个小组，应当不包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加上上海组本身，一共有7个小组，53个党员。
3．参加一大的中国代表到底有多少名？文件说：“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现在根据各种史料分析，参加中共一大的中国人一共有13人，其中包惠僧不是各地组织的代表，而是陈独秀指定的代表，所以当时没有把他计入正式代表人数中。
4．中共一大由谁主持？文件说：“主席张同志在第一次会议上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姓张的只有张国焘。因此，中共一大是由张国焘主持的，他是这次大会的主席。
5．中共一大是何时召开的？具体议事日程是怎样的？文件中有这样几段话：“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会议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活动及其总情况的报告。这用了两天时间。”“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尔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根据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议，决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用了两天时间起草计划和纲领，这个期间没有开会。”“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纲领。”“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去。我们在那里研究了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委托党中央局起草党章。选举3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代表大会在闭会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综合这些内容，可以大致确定：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开幕，23日和24日召开第一次会议和第二次会议。张国焘作为会议主席讲了会议的意义。会议确定了议事日程。各地代表报告了本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情况等。文件所说的希夫廖特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则是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他们都在会上讲了话。会议确定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并选出了起草委员会。25日和26日没有开会，而是由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其后接着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时间应该是7月27、28、29日三天，集中讨论党的纲领。这个纲领应该就是现存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文件。最后一次会议即第六次会议开始在“一个同志家”召开，时间应该在7月30日夜里，后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小城继续开会，这个小城即是浙江嘉兴。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闭幕会，内容是集中研究委员会起草的实际工作计划并予以接受。这应该就是现存档案中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文件。会议还委托党的中央局起草党章，并选举出党的中央机构。在完成各项议程后，代表们高呼口号闭会。通过这件文件，我们对中共一大的开幕日期及每天议程都比较清楚了。遗憾的是，文件没有提到最后一次闭幕会的日期。直到今天，一大闭幕日期还是个待解之谜。
6．一大会议到底有没有发生争论？对哪些问题争论较大？这件文件说：会议在研究党的纲领的三次会议上，“有些问题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只有热烈争论的一点除外。这一点就是党员经执行委员会许可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在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在最后一次会议研究党的工作计划即第一个决议时，“在我们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短时间的争论”。
四、《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此件是俄文打印件，序号为第9卷第8件，纸张特别薄，共10页，每页横22．5厘米，纵28．5厘米，字为紫色。（见下页图四）没有形成时间和作者，亦没有文件处理过程中的任何标记。根据内容，可以肯定地说，这件文件是参加一大的北京代表在一大会议上向代表们介绍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的发言或报告，时间应该是1921年7月23日或24日。报告明确指出：“我们感到非常遗憾，在此次代表大会上，不能向你们谈更多的经验。可是我们殷切地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经验。”报告在结束时又说：“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是不轻的。”从所放置卷宗和紫色笔迹判断，这件文件应该也是在会后由中共中央呈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人应是张国焘，因为他是当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现今党史界、档案界一般只把前面介绍的三件文件作为一大文件而鲜有直接认定这件文件也是一大文件。笔者在这里郑重指出：《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无疑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文件。
图四：《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俄文打印件，9—8，第1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同这件文件放在一个案卷中的，还有另外两件俄文打印件，一件题为《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一件题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同样没有形成时间和作者，亦没有文件处理过程中的任何标记。但从内容上判断，《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也很可能像《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样，是参加一大的广州代表向一大作的关于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情况的报告，因为其形成时间大体在1921年春季以后，且当时参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报告了本地党组织的情况。可惜它并没有像《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明确地提到一大，所以只能说是疑似一大的文件之一。至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内容上看，笔者判断可能形成于1920年底之前，而非1921年；且据目前所见材料可以确定，四川重庆并没有人参加中共一大，应当不是一大的文件。
五、《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此件序号为第491卷第6件，为董必武手稿，中文，用红色墨水写在有暗横格的笔记本纸上，笔记本纸原为二页，中间有竖折，现展开托裱为一页，横26厘米，纵21厘米。（见图五）收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时，标题为：“董必武同志关于‘一大’情况给何叔衡同志的复信。”信末所署时间是12月31日，年份据考证是1929年。同年12月26日，同为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写信让董必武尽快回忆一夫情况，董必武便写了这封回信：“关于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的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
图五：《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491—6
董必武一共回忆出五点：
1．大会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开会。”年份和月份是准确的，缺具体日期。
2．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代表（陈公博……、包惠僧……）、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所列一大的参加者基本准确，只是包惠僧到底是不是广东的代表与其他材料有出入。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组合，有的主张产业组合，决议是产业组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第一句话“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完全吻合。“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所规定党员“在加入我们的队伍之前，必须与力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所说“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进取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基本吻合。“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入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可，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14条的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完全吻合。
4．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船上，将会开完。”这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说情形基本相符，且更加具体：“一个同志家”具体为“李汉俊的住宅”，后经考证，应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附近一个小城市”具体为“嘉兴东湖船上”，后经考证，“东湖”实为“南湖”。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其中，“大会没有宣言”是准确的，但曾存在纲领和决议，不过未公开发表。“向国际作了一个中国情形的报告”及以下的几句话是董必武这封信中最重要、最有史料价值的一段话。因为除他之外，迄今为止所有一大代表的回忆中，都未提及大会曾通过一个向共产国际的报告。特别重要的是，这一点恰恰得到了档案的印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内容来看，正是董必武所说的“经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董必武还猜测“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存着没有”。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的档案，对董必武的这段话予以历史的还原。董必武这封信的另一史料价值在于：仅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本身，无法知道其作者是谁、形成于何时、又是如何形成的。但据董必武的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期间，由大会委托李汉俊和董必武两个人起草的，最后由一大代表全体通过，然后交给共产国际的。
六、《陈潭秋回忆党的一大》
此件为俄文打印件，序号为第915卷第1件，共10页，每页横20．5厘米，纵29．5厘米。这是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为纪念党诞生15周年而写的，后刊载于《共产国际》1936年第7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这篇回忆比上面介绍的几件档案更具体些，因而提供了更多关于一大的生动细节：“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这九个人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王尽美同志、邓恩铭同志，……还有一个北京的代表刘仁静，……一个广东代表包惠僧，……再一个是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这次到会的……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太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开幕式，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开的，大会进行了四天，讨论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章程，以及发展组织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间，对于党的基本任务与组织原则曾经发生过严重的争论。……最后在原则上通过一个基本立场，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党的基本任务，……决定建立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并以职工运动为中心工作。”“大会决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过党章，下午八点钟晚饭后，齐集李汉俊寓所的楼上厢房里，主席刚刚宣布继续开会，楼上，客堂发现了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于是我们马上警觉到来人的可疑，立即收检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夫船，……在船上开会。”“我们很放心的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这一天的会议，除通过党章外，并讨论了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问题，最后讨论成立临时中央局与选举中央局委员。”“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这篇回忆的史料价值在于：1．提到了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的住处——博文女校，并提到会议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进行的。2．进一步确定了参加一大13个人的具体姓名。3．为一大之前各地党组织取了一个统一的名称——“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后来曾在中共党史界使用几十年，直到近年有些党史著作才以“共产党早期组织”来取代之。4．提及大会“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说“主席张同志”恰好可以互相印证。5．新提及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会议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等具体情况。6．提及“确定党名为中国共产党”，可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条“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相互印证。
以上几件档案，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长时期内鲜为人知。据现有材料推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曾看过其中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间他在莫斯科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宣讲中共党史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曾引用过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的主要内容。如没有见过这两个文件，决不会引用得那样准确。除此之外，李立三、蔡和森、陈潭秋等人在讲党史或一大时，都不曾提到这两个文件或其主要内容，可见他们都没有见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中的一大档案。一大档案的遗失和共产国际档案的鲜为人知，导致世人对一大的具体情形疑问重重。20世纪80年代这批档案内容公布以后，澄清了过去长期存在的一大历史之谜，构成研究中共一大、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基本史料，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文化财富和永恒的历史遗产，应该得到人们的共同珍惜和高度重视。
〔作者杨冬权，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研究馆员，北京100032〕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