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

 

延安时期，我们党涌现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张闻天和刘少奇堪称其中的卓越代表。笔者曾经将他们称为延安的“理论三杰”。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刘少奇最突出、影响最大的理论贡献，还是在党的建设理论上。他的“四论”，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和《论党》，使他荣膺“党的建设理论专家”的美誉。特别是《论党》，既将他个人的党建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也集我们党的建设理论思想之大成，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文献。

一、党的建设理论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党的创立者和早期革命家们对党的建设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的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成功和两次失败的历练而走向成熟，由于七大的特殊性，也由于《论党》本身的特殊性，这篇论著在抗日战争后期的问世，就成为党的建设理论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一个显著标志。具体说来：

　　第一，从党的建设理论与党的整体理论成果的关系看。我们党自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要真正结合好则是一个历史过程。按照刘少奇的说法，只是在经过了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在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和各种错误倾向之后，才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高度发展，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个历史性的飞跃，在笔者看来，具体表现为我们党获得了两个方面的伟大成果：一是实践方面的，这就是探索到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获得全国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另一个是理论方面的，这就是形成了我们党自己的伟大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整体理论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根本标志。

　　党的建设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前进到党的七大那个时候，毛泽东思想既然已经实现了历史性飞跃，那么毫无疑问，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建设理论，不言而喻地会实现历史性飞跃。刘少奇的《论党》，由于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承担论述党的建设理论的任务，因而是体现我们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载体。它不能不成为党的建设理论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二，从党的建设理论本身的发展来看。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有一个中国化问题一样，党的建设理论也有一个中国化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将马列主义的党建学说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创立我们党自己的党建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建设理论中国化的开山之作，以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代表。这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建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到七大前，毛泽东关于党建的著作主要还有：《反对本本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建理论，也体现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著作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但是，直到七大召开之时，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著作还都没有承担起全面、系统地论述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论党》则不然。从六大到七大，其间经过了17年，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对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积累了很多重要经验，有许多新的认识需要梳理、归纳和总结。在准备七大的工作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党中央最后确定由刘少奇作组织问题报告，并成立了一个由他负责召集的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包括周恩来、彭真、王若飞等。这个委员会承担两项任务：一是起草新的党章；二是准备修改党章的报告。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这两项任务都胜利完成。新党章对六大党章作了重大修改。最主要的修改有四：一是增加了“总纲”，即党的基本纲领，这是以往的党章中没有的；二是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整个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三是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四是新党章的架构和条款有重大变化，由六大党章的15章53条变为11章70条。相应地，刘少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必然要对这些重大的乃至根本原则性的修改作必要说明。这就决定了《论党》必然涉及我们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将此前散见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中的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建理论思想作系统的阐发，因而它更具全面性、完整性。

　　第三，从《论党》在党的代表大会史上所起的作用看。我们党至今召开了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从党的一大至五大，都没有组织问题的报告。一大有党纲无党章；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有6章29条；三大和四大对党章没有大的修改，分别增加了个别条款；五大增加了较多内容，由四大的6章31条扩充为12章85条，所增加的多为事务性的具体要求，因而也不会有关于组织问题或修改党章的专门报告。党召开六大时，党处于特别困难的状态，以至代表大会不得不选择在国外开。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将五大党章的12章85条修改为15章53条，但改动也多属事务性要求的变化。七大党章对六大党章作了重大原则性的修改。刘少奇作专门报告，讲了9个问题【《论党》的9个问题是：一、引言；二、关于党章的总纲；三、关于党员；四、关于党员的义务与权利；五、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六、关于干部问题；七、关于党的基础组织；八、关于奖励与处分；九、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长达6.5万多字，在大会上讲了两天，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赞同。自此以后，党的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等都有专门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或发言，对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说明。这表明，七大的《论党》起了示范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二大的党章对十一大的党章作了许多重大修改。尽管十二大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但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有专门一节讲党的建设问题。其讲法也参考了《论党》。此后，从十三大到十六大，都采用了这个“模式”。这样，既精简了会议程序，也加重了政治报告的分量。但在这几届政治报告的相关章节中，《论党》的母本作用仍然显而易见。

　　二、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始性创新

　　七大党章第一次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整个党章。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始性创新。

　　《论党》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它在引言和关于党章的总纲的说明中，对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惟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对这个属于党的指导思想的原始性创新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第一，《论党》以特有的方式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原始性创新的主要代表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作了深入的阐述。刘少奇对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1937年初，他写信给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说：最近几年来的经验证明，“我们还没有中国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结果都‘画虎不成’。我们的政治经验还幼稚，还要虚心学习！事情还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广益，建立真正的集体领导”。【刘少奇就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尽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那时包括刘少奇在内，还没有像我们现在认为毛泽东已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直到1941年7月，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首次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在分析党内斗争错误倾向的根源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领袖与中心很久没有实际地形成，党在各地方的领袖与中心则至今还很少实际地形成”。【《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这说明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尽管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已表示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认同，但在党的高层并没有完全明确这一点。

　　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形成共识，主要是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期间。这次中央高层领导整风，通过检讨历史，明确路线是非。与会同志纷纷指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模范，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从实践到理论都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一些同志还指出：刘少奇代表了过去10年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应当提高。刘少奇当时在华中，没有与会。会后，经中央批准，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陕北、晋西北农村作调查研究，中央决定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此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1942年5月，他在回延安途经山东时又作了一次《论党内斗争》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明确指出：“现在全党已有毛泽东为党的领袖”，“这种领袖不是委任的。法律上的领袖不是实际的领袖”。“仅在法律上有了领袖的地位，是可靠又完全不可靠。可靠的要在长期斗争中考验。”【参见《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513页。】随后，在中共山东分局纪念七一的干部大会上，他作报告强调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中央办公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1943年3月，中央领导机构改组，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刘少奇参加中央书记处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在党中央实际形成了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格局。是年7月，在纪念党诞生22周年的宣传文章中，有两篇最引人注目。一是王稼祥首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再就是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接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以此为根据，七大党章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论党》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述为基础，进一步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内在要求，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已被确认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无可否认，《论党》的某些表述有历史的烙印，溢美之词多了些，但在当时对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就革命实践而言，《论党》指出：毛泽东经历了党领导现代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336页。】就革命理论言，《论党》指出：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创立了“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23、315、319页。】

　　第二，《论党》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多个定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种表述，以期深入地揭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论党》根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述，对毛泽东思想下了三个定义：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要求来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民族化的要求来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三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效用性来定义，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而且强调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惟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惟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因而是我们党的“惟一正确的总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334页。】《论党》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证明，康梁的维新改良主义不能救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西方化的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奉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4页。】当时尽管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那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清醒的，强调他是一个代表，不能将正确的东西和功劳都记在他个人的账上。因此，对这些话的解读，笔者以为可视作以他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集体的作用。这样，《论党》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惟一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从而说明了它完全具备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条件。

　　第三，《论党》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1941年春天以来，不断有理论工作者和党的负责人开始论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本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陈毅和张闻天。这两位领导人的论述是《论党》讲这个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先说陈毅。1942年7月，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新的认识的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已奉命离开新四军，在返回延安的路上。陈毅作为新四军军长与刘共事一年半左右，他对刘是敬佩的。为纪念党的生日，他发表了《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明确提出毛泽东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陈毅以亲身经历论述毛泽东的理论贡献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文章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参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这是目前见到的党的领导人最早讲述毛泽东思想体系内容的文献之一。一年后，刘少奇撰文虽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问题，但没有对其内容展开分析。

　　——再说张闻天。他在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一年多后，于1943年3月回到延安；随后参加这一年9月继续进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高层领导整风；在六届七中全会期间还参加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有些重要的提法还是出自他的手笔。张闻天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进入了比较深的层次。在七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他除检讨在路线问题上的错误之外，还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容作了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一经结合，就会产生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它包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等等”。【《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在张闻天发言之后12天的《论党》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论党》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比较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上述三种概括，不难看出，《论党》的概括吸纳了陈毅和张闻天概括的好的思想，同时又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整合，因而更加全面、完整。这是那个时期，甚至可以说是那一代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主要内容的最具权威性的概括。它比较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环境、文化基础、革命性质、基本动力、团结阵线、斗争形式、发展道路、奋斗目标和领导力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不仅如此，《论党》还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并且“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论党》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论述，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史和毛泽东思想认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达到了那个时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那么，《论党》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发也达到了那个时候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尽管有的表述、提法乃至分析还可以再斟酌，但其充满逻辑力量的深刻分析，闪烁着历史智慧的崇议闳论，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于推动全党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个理论体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就此而言，《论党》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贡献也属于原创性的。

三、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科学性指针

　　《论党》发表至今60年了，但《论党》对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论述，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其中的一些论述，对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党的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

　　第一，关于党的先进性的论述。七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明确规定。《论党》对七大党章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了非常深入的阐发，从不同侧面论述党的性质，实质上是分析了党的先进性。其要点是：

　　——强调党的阶级性与先进性的统一。《论党》指出：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这是就党的根本阶级属性而言。它还“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因而也蕴含了我们党还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之意。事实上，在《论党》中，已明确无误地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先锋队”、“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表述。【《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428、433页。】这说明十六大讲的“三个先锋队”思想已孕育其中。

　　——强调党的理论的先进品格与实践的先进作用的统一。《论党》指出：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最上乘人才。我们党有了这样大批的干部，就是不可战胜的。党的理论的先进品格和实践的先进作用的统一，鲜明地体现在党的革命奋斗历程中，因而党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惟一的救星。

　　——强调党团结群众的广泛性与带领群众的先进性的统一。《论党》指出：我们党坚持实行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制定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在行动中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人民群众所信赖和仰望，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事实上也已经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同时，党又要领导人民去实现它的伟大纲领而奋斗，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党团结群众的广泛性与带领群众的先进性的统一，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

　　——强调党员的出身成分的多元性与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先进性的统一。《论党》用了不少篇幅来分析这个问题，指出：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党员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由于革命发展的需要，党一方面十分注意吸收工人和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另一方面还欢迎大批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来。党员出身成分的这种多元性，会不会影响甚至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呢？《论党》回答道：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因此，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5-326页。】

　　——强调党代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普遍性与代表阶级利益的先进性的统一。七大党章规定，我们党既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代表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论党》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构成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的时候，它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以上这些思想虽然主要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作的论述，但由于它揭示的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原则和要求，因而具有普遍意义。它对于我们当前认识党的先进性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第二，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论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创造。七大党章特别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论党》对此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述。它除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如何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作了深入分析之外，还逐一论述了毛泽东创立群众路线的几个重要群众观点。主要是：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论党》指出：我们党的创立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论党》指出：向人民群众负责不仅仅是党员的主观愿望，最重要的是党的政策和工作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使人民得到好处。这就要求处理好向人民负责与向领导负责的一致性，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作为衡量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

　　——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论党》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毛泽东经常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共产党人要依靠人民群众做工作，就必须：当群众没有觉悟时，用一切有效方法去启发群众觉悟；当群众有了某种觉悟之后，就要去指导群众活动。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带领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论党》指出：为了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有知识、有本领，这就必须学习，从多个渠道进行学习，其中最重要的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3-354页。】

　　《论党》总结道：上述四个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干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鉴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项标准”。【《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71页。】《论党》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观点作了如此全面、系统的归纳和论述。此后，许多材料讲党的群众观点，一般都援引上述论述。

　　第三，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党的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则，列宁对此有精辟分析。但是，怎样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来创造性地运用列宁的这个重要建党思想，明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并创立具有我们党的特点的一套完整的民主集中制理论，毛泽东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论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创立的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也作了全面、系统的阐发。它着重阐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的群众路线。《论党》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既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又是从党员群众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因而反映了党内的群众路线。这是《论党》的一个新视点。

　　——扩大党内民主中心的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批评而言，七大党章规定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刘少奇在作解释时说，在起草过程中对于是否要写上“任何”二字，有不同意见，争论很热烈，许多人担心产生流弊。他个人对于是否要这样写动摇了几回，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周恩来坚持要写上，并以亲身经历指出，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要好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弊少。毛泽东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最后决定“任何”二字还是保留。在将党章草案提交大会付诸表决时，与会代表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八大党章完全保留了这一条。但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党章取消了党员权利一节，自然也取消了这一条。这也说明那个时代党内生活的极不正常状态。从十二大开始的党章又恢复了这一条，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调整。实践证明，相信群众是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

　　——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论党》指出：集中领导是要求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既要反对闹独立性，又要反对盲目性。分散经营是要求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认真地研究上级的决议或指示精神，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贯彻执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后来成为党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工作方法。毛泽东将它扩展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十六大报告倡导的“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其最初的源头也在这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是评品真理的成色和分量的衡器。《论党》的许多思想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80]

（来源：《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