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独创性理论贡献，概括地讲可以归纳为以下10个方面。

　　一、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毛泽东从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强调过的重要思想。他指出：阶级斗争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1949年在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并且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1956年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时，他再次宣布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就是搞建设。他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划分：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靠什么来搞建设、发展生产力呢?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他把提高国家整体科学技术水平称作一个伟大革命，叫技术革命，甚至把它放到同社会政治革命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还是要落后挨打。毛泽东的这些主张，是我们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先声，对于我们今天牢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提出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政治制度上，成功地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新中国长治久安奠定了稳固基础;在经济制度上，成功开辟了一条用和平的方法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由于没有经验，开始更多的只能是学习苏联经验。但是，毛泽东很快就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他强调要“独立思考”，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独立自主、走自己路的思想，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直至今天我们推进改革发展仍然坚持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三、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为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论述。斯大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毛泽东对此作出明确论断：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得到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理论，为我们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以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个步骤，进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分两个阶段，为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理论准备。我们的社会主义，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究竟需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多次思考的问题。他的规划和设想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步骤上，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所需时间上，毛泽东最初设想，十五年打下基础，五十年实现现代化。经过“大跃进”的挫折和三年困难时期，他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变得更加符合实际，认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把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与这种思考相联系，毛泽东还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他强调，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不要那么十分急，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论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两个步骤的设想，为改革开放后“三步走”发展战略提供了思想来源。

　　五、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尊重价值法则，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其前提是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民所有;而在我国，除了全民所有制外，还存在集体所有制和部分个体所有制，不同所有制的存在决定了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在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就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后来，他又把这个想法聚焦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上，第439页)他明确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同上，第435页)这些正确主张，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进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认识准备。

　　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必须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成为我们今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法。毛泽东提出，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好这些重大关系，既坚持两点论，又坚持重点论。他指出：要实行工业与农业并举，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走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要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要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要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祖国;要处理好党和非党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要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交流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积极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积极利用有利条件开展对外贸易和交流，等等。从毛泽东的论述看，统筹兼顾，不但是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而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我们今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遵循“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即源于此。

　　七、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越来越明显地突出出来。这是一个新问题，全党没有思想准备。毛泽东对这个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他指出：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不同;在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后，敌我矛盾已不是主要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还强调，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民主的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要正确对待和处理群众闹事，善于从中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干部群众，把坏事转化为好事。这些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八、提出搞好民主集中制，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强大的，还应该是“可亲的”。怎样才能形成“可亲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政治局面呢?关键是要搞好民主集中制。我们党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忽略民主，听不见和听不得不同意见。为此，他提出：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但同时必须想些办法扩大民主，使人民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人民的政治情绪能够得到合理表达，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65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泽东还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5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这些主张，对于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方针。毛泽东认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是对于艺术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不能用行政命令去压制和禁止，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方针。当然，实行“双百”方针必须有一定的政治标准和前提，除了遵守宪法原则外，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在文化建设上，毛泽东还提出，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同时要学习借鉴外国进步文化，做到洋为中用，使之具有中国特点和民族风格。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十、提出保持“两个务必”、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等一系列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的本色不变质，如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出现因贪图享乐、权力腐败、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是毛泽东始终思考和探索的重大问题。早在革命胜利前夕，他就告诫全党，必须牢记“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对我们党可能出现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对一些党员干部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甚至欺压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他将党群关系提到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指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5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他强调，领导干部要“打掉官风”，丢掉“官气”，遇事要同群众商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这些深邃思想和战略考虑，对于我们今天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的独创性理论贡献，细说起来还有不少，以上只是主要的带根本性的10个方面。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形成的正确认识，并根据新的时代条件与新的实践基础，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在一以贯之的接力奋斗中，开创、推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承继伟业、不负重托，继续谱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论述，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求是》2013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