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一、观点案例资料
案例1 商鞅变法
我国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商鞅(约前390一前338)在秦国推行了一系列变革措施，史称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泰国由于贵族们垄断政权，因循守旧，所以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比较落后，国力很弱， 国土常常受到别国的侵占。同时，泰国国君的权力也比较小。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决心变法图强，改变泰国的落后面貌，于是就下了一道求贤诏令。诏令一出，各国的贤才纷纷来到秦国，渴望得到重用。商鞅也从魏国来到泰国。
商鞅到泰国后，宣传“强国之术”，决心协助秦孝公进行改革，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被任命为左庶长。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在商鞅主持下，秦国两次公布了新法。新法的主要内容有：(1)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2)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努力劳动、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免除徭役和赋税。(3)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弃农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人，连同其家属一起罚做官奴婢。(4)加强中央集权，普遍推行郡县制。在全国设三十一个县，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免；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行连坐法，规定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什伍中要互相纠察告发“奸人”，有坏人而不告发的，什伍连坐。(5)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统一的度量衡。如以“商鞅方升”做为当时的标准量器，促进税收和经济交往。
商鞅实行的新法直接打击了奴隶制旧势力，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必然会遭到守旧势力的仇视和顽抗。因此，变法从开始到最后，一直是在激烈的斗争中进行的。变法之初，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秦国旧势力公开反对变法，主张“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声称依照原来的旧习俗来教导人民，可以不劳而成，根据旧有的制度来治理，官吏既熟悉，人民也安定。商鞅反驳说：制度和法令应该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来制定，治世从来没有一个划一的办法，只要求其便利于国家，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商汤和周武，是没有效法古代而称王的；夏桀和殷纣是没有更改旧制而灭亡的。从此可知，反古未必错，循礼未必对。最后，秦孝公表示完全同意商鞅的意见。
在变法的过程中，秦国朝廷内部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更加激烈。当时，议论新法不便执行的人接近千人。秦国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在幕后唆使太子触犯新法，企图用这个办法破坏变法。商鞅说：太子犯法，是老师没有教育好，应该给老师处罚。于是就下令把这两个人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从此，再没有人敢议论新法。为了保证新法顺利实行，商鞅还杀了贵族祝欢，把捕获的七百多个违法乱纪的坏分子押到渭水边上处死。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土地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废除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奴隶制贵族所有制，确立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方面，基本上废除了贵族分封制，确立了郡县制。这样，泰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 出现了 “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乡邑大治”的局面，秦国的国力得以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秦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案例2 俄国彼得一世改革
17世纪初期，俄国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仿效西欧国家，进行了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多方面的改革，史称“彼得一世改革”。
在军事方面，彼得一世通过大量征兵，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海军。同时，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他改善军队武器装备，制订军事法规，并聘请外籍军事家在俄国军队中担任顾问。在行政管理方面，彼得一世取消了大贵族杜马，废除了衙门制度，建立了参政院和陆军、海军、外交、税务、司法等11个委 员会。同时，建设新都圣彼得堡，先后把全国划分为8大州和50个省，直属 中央管辖，加强中央集权。在各地，建立了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政机构。在经济方面，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开办工场，发展工商业；征收“人丁税”，以 增加国库收入。在文化教育方面，建立了算术、造船、航海等许多专门学校， 培养人才，除贵族子弟外，允许军人、官吏、教士的子弟入学；采用儒略历 (俄历)，创办俄国第一家报纸《新闻报》，建立博物馆、科学院和剧院。为了使改革措施得到落实，彼得一世颁布了许多重要法令。例如，1714年颁布《一子继承法》，用来巩固贵族土地所有制、改善国家财政和扩大文武官员的来源。1722年颁布《官秩表》法令，取消国家机构中按照门第擢升的旧规， 代之以“量才施用”、“论历取仕”的新制度，所有文武官员统一分为14级，世袭贵族授予8级以上官爵，非贵族升至相应官级就可以成为贵族，从而结束 了门第贵族独霸的局面。彼得一世还进行了宗教改革，打击守旧僧侣势力，限制或没收教会财产，改组宗教管理机构，废除了大教长的职衔，使教会从属于世俗政权。
彼得一世的改革使俄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行政方面，由于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机构改革，俄国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僚机构。“论功取士”的用人原则使在中央机构任职的人员出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担任了政府机构中的重要职务，这样的A都是既有才能又忠于彼得的改革事业的，所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的进行。通过地方制度的改革，俄国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行政制度，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效率。在彼得一世执政时期，与先前历代沙皇统治时期相比，上下更为统一协调，沙皇政府的命令能够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地方上发生的任何情况都能够较快地反映到中央，有力地保证了沙皇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
在军事方面，到彼得一世晚年时，俄国已经具备了一支有一定规模的常备军，它可以与欧洲一些强大国家的军队相抗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彼得一世以前，俄国没有海军，甚至连一艘战舰也找不到。经过这次改革，俄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建立了一支海军，波罗的海舰队人数多达28 000余人。军事改革使俄国军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独立、强大的战斗力量。在北方战争后，俄国在中欧与东欧的影响日益扩大，军队成为俄国立足欧洲的有力保证。
经济改革的效果同样十分显著。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俄国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比较迅速。到彼得统治的晚年，俄国手工工场从原来的20家发展到200余家，包括纺织、造船、炼铜、制革、采矿、兵工，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冶金工业的发展，到18世纪20年代初，俄国的冶金手工工场已有40余家，铁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还向国外输出。到彼得死后第二年(1726)，俄国出口其他国家的铁已达55 000普特。彼得时期建立的一些新工业部门为后来俄国的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彼得一世执政时期，俄国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在俄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特别是北方战争以后，俄国夺取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大大改变了对外贸易的局面。不仅全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而且新的对外贸易中心彼得堡已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725年，抵达波罗的海沿岸的船只已达914艘，彼得堡代替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
在宗教方面，教会势力大大削弱，基本上结束了教会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教会只能从属于世俗政权，听命于沙皇。在文化艺术方面，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如宗教改革家普罗科波维奇的《帝王意志即真理》、经济学家伊凡·吉洪诺维奇·波索什科夫的《贫富论》；造型艺术也有所创新，出现了一批著名画家，如肖像大师伊·尼基京、马特维也夫；建筑形式上开始采用圆柱、回廊山墙，在袭用外来形式的同时，也广泛应用俄国传统的花纹装饰。
彼得一世结合俄国的具体情况，大胆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努力学习西欧的成功经验，在不废除农奴制、汲取俄国旧制度合理因素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使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落后状态，避免了沦为西欧国家殖民地的危险，并跻身欧洲强国之林。更为重要的是，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客观上为俄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案例3 日本明治维新
19世纪下半叶， 日本发生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明治维新。
19世纪中叶日本开国后，民族危机逐渐加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斗争持续不断，德川幕府的统治危机十分严重。在内外危机之中， 日本社会的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展开了要求改革幕府、抵御外侮的斗争，并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发展为武装倒幕。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8日，明治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同时却在大阪集结精兵，企图反叛。1868年(戊辰年)1月3日，明治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倒幕军队在京都附近的乌羽、伏见与幕府军激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开始。倒幕军队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日本东北地区叛乱诸藩，战争基本结束。1869年春，倒幕军队出征北海道，彻底打败幕府残余势力，戊辰战争结束。1868年11月26日(明治元年十月十三日)，明治天皇将江户定为新都，改名东京。
在革命期间及其以后，明治政府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废除封建制度，把日本由封建国家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国家。
第一，公布“五条誓约”和“维新政体书”。1868年4月，明治政府宣布了它的政治纲领——“五条誓约”，表现了新政府改革封建旧制度、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决心。
第二，废藩置县。1869年7月，明治政府利用在“戊辰战争” 中获得全面胜利的有利形势，宣布“听从”236个藩主的“奉还版籍请求”，并命令尚未奉还的14个藩也一律照办。此举把藩主变为藩知事，剥夺了他们对土地和人民的领有权。废藩置县是明治维新运动中一次深刻的革命性变革，它一举消灭了封建割据，使日本形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并在事实上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第三，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武士作为日本社会一个特权等级被消灭。其上层因领得高额的“金禄公债”转化为地主和资本家，广大的下级武士则变为小商人、自由职业者或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第四，进行土地改革。在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同时，明治政府又着手改革土地所有权。土地改革措施使日本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幕藩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自耕家和新地主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
总之，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替，使日本社会由落后的封建阶段过渡到先进的资本主义阶段，并在这个基础上使日本仅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它为日本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创造了条件，使日本成为亚洲惟一能够继续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和民族革命的任务，扭转了日本民族的历史命运，是日本历史上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事件。但是，明治维新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又是不彻底的，具有消极的一面，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中仍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如天皇制、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等。
案例4 俄国1861年改革
俄国1861年改革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因素在俄国农奴制社会内部逐步发展起来。大工厂逐渐代替手工工场，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操作， 自由雇佣劳动力逐渐代替农奴劳动。在农业中，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趋瓦解。资本主义发展要求打破农奴制的束缚。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朽性，加深了农奴制的危机。战争导致农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858—1860年爆发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总计近290次。在农民反抗运动的推动下，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在解决农民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自由主义者提出在保存沙皇政权、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废除农奴制度。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开始发生变革。
由于当时的俄国没有形成足以推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的。1860年10月，沙皇政府拟出解放农奴法令的草案。1861年3月3日 (俄历2月19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
《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一般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和一般公民权，地主不能买卖和交换农民，农民有权拥有财产、担任公职、进行诉讼和从事I商业。在全部土地归地主所有的前提下，农民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份地，但必须向地主缴纳赎金(这种赎金大大超过了土地的实际价格)。农民在签订赎买契约之前还要为地主服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地方法令》规定，当农民的份地超过“法令”规定的数额时，或者分给农民份地后，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1／3时，地主有权向农民割地，即剥夺农民原种地的1／5—2／5。为了对改革后的农民进行管理，沙皇政府设置了由地方贵族控制的村社和乡组织，并建立了监督农民的连环保甲制度。
1861年改革并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农民要求的是无偿获得全部土地，并从地主的权力下完全解放出来。改革后，俄国仍保存了大量的农奴制残余，作为封建农奴制经济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有被消灭，少数地主贵族仍然霸占着大量土地，而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却只占有很少土地。结果，“宣言”和“法令”公布后，仅在1861—1863年农民暴动和起义就发生了2 000次。
1861年改革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出现了大批自由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工业获得迅速发展。地主的徭役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继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还先后进行了地方机构、市政、司法、军事等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1861年以后，俄国从农奴制社会逐步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
案例5 联产承包制与农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首先从农村开始。随着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知的贯彻， 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迅速由1980年占全国生产队的50％上升到1982年6月占全国生产队86．7％的规模。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统合的合作经济新体制代替旧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农业体制改革冲破重重阻力，迅猛地向前发展。
以包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泛的规模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这一成效首先在落后地区表现出来。如历史上就以穷困逃荒要饭多而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凤阳县。1979年，该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粮食生产有了明显的增长。1980年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粮食生产猛增至5．02亿斤。在包干到户责任制的推动下，1981年粮食产量又增至6．7亿斤，1982粮食产量达到
7．15亿斤。三年三大步的结果， 出现了农民自己拉着粮食往外省去卖的情景。凤阳农民在温饱有余之后，就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水利、电力、公路、绿化带、住宅、文教、科技、小城镇等八大建设。“粮满仓、鱼满塘、处处盖新房；生活城市化，饮食多样化，青年有文化”，成为凤阳新生活的生动写照。同时期，“人无三分银”的贵州省也出现了新气象。贵州省有8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后，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农业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农村经济迅猛发展。
联产承包制在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中的显著作用，不仅在落后地区体现出来，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显现出来。在它的推动下，1981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5．7％，1982年又比1981年增长了11．2％。
联产承包制还使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特点之一，就是我国农业正在开始由自给性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生产转变，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这就推动了广大农民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去发展多种经营，分工分业，从事商品生产。这个时期全国农村先后涌现的大批专业户、重点户，就是农村商品生产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
我国农村新局面的特点之二，是农工商综合经营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随着专业户、重点户的大批涌现和获得经营效益，他们纷纷筹集资金，扩大经营领域。不仅在农副产品中实行专业经营，还在林牧渔业中从事专业经营；不仅进行单户经营，还在农工商领域进行合股经营。
我国农村新局面的特点之三，是联合承包制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在刚刚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责任制时，有些人曾说“这下农业机械化完了”。可是许多省区的实践结果恰恰与这种预言相反。安徽省沿淮的怀远、五河、固镇等县，在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以后，手扶拖拉机、小四轮拖拉机成倍增加。群众自办农机化的劲头，如同要求大包干一样势不可挡。其中怀远县1978年只有手扶拖拉机1 400多台，到1981年就猛增到7 000多台，1982年8月又增加到9 600多台，加上新增加的大中型拖拉机，全县拥有拖拉机11 000多台，在全国名列前茅。
总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对中国农村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案例点评
社会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和途径。本专题的案例中，案例1“商鞅变法”描述了中国战国时期秦国的社会改革。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封建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但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制残余。秦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夺天下，开始变法。通过变法，奴隶制井田制被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开始确立，君主专制制度得到加强， 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秦国开始走向富强。案例2“俄国彼得一世改革”介绍了19世纪初期俄国沙皇彼得一世领导进行的社会改革。彼得一世实行的以军事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改革，促进了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了俄国的农奴制，为俄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应当指出的是，彼得一世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不是为了改变农奴制。案例3“日本明治维新”叙述了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社会改革。日本明治天皇和倒幕派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使日本摆脱民族危机，在取得实权之后开始改革，废除封建制度，采取有利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系列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案例4“俄国1861年改革”介绍了俄国废除农奴制的改革。19世纪上半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封建农奴制依然占据统治地位，结果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为缓和社会矛盾，沙皇政府开始改革，废除农奴制，使俄国开始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推动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案例5“联产承包制与农业的发展”描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农村改革情况。案例5中的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农村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案例5说明，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
小康社会要建设在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案例来源：王满船 www.studytimes.com.cn 2003 年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我国人民生活已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如果说一个社会从没有解决温饱到解决温饱再到基本实现小康，更多地是表现为一个以经济为主线的线性增长过程，那么在基本实现小康之后，其发展之路则大不相同。因为在生存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需求趋于多样化和分化，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们不再只是关注物质生活的改善，影响人的自我发展的其他非物质因素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甚至成为更为重要的目标，如得到尊重、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更舒适的生活环境等；另一方面，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需求表现出差异。因此，在基本实现小康之后，社会的发展应是一种由点到面的扩展完善，是一种在保持协调基础上的整体性的提高。
构成一个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的要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即四种资产或者四种资本。一是人造资产，即作为人类生产成果的物质产品，如机器、建筑、基础设施以及金融资产等。二是自然资产，即各种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森林、矿藏、水、空气、土壤等。三是人力资产，即具有一定技能、知识、才智的人。四是社会资产，指通过社会生活形成的人际网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共同的价值观等。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福利的持续改善是以这四种资产的积累和合理使用为前提的。尽管有些资产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但这种替代是有限度的。如塑料制品在很多方面可代替树木使用，但是，树木的很多用途是塑料制品或其他人工产品所无法替代的。因此，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中，不能只重视其中某一两种资产的增加，而必须对四种资产都给予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片面追求人造资产的增加（人造资产的增加与GDP的增长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忽视其他资产的积累，甚至以大量牺牲其他资产为代价来换取人造资产的增加。如通过大量砍伐原始森林、开采矿藏带动GDP的增长。这不仅削弱了未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且，在某些方面，直接对人们的福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世界银行2000年对全球100多个国家在上个世纪的发展趋势所做的研究表明，尽管GDP的增长有助于一些社会福利指标（如婴儿存活率、预期寿命、人均摄入热量）的改善，但是，对于像中学入学率、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之类的指标并未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等指标则随着GDP的增长而增加，森林覆盖率则下降，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与GDP的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53。污染排放的增加不仅导致气候变暖、酸雨等问题，增加未来发展的成本，而且影响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和健康水平，因而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我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在增加人造资产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增加人力资产、自然资产方面，我们的成绩也不小。例如：根据第三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比例由1982年的23.5%降到2000年的6.7%，减少文盲人口超过1.5亿；每十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599人上升到3611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1年的3年多增加到2002年的7年多；我国的森林覆盖率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12%上升到90年代末的16.55%。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对人力资产、自然资产和社会资产重视得不够，导致这三种资产的积累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有些方面甚至遭到比较严重的削弱。例如：在人力资产方面，我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在1995年以后出现了差距进一步加大的趋势；在自然资产方面，尽管我国耕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耕地减少、林地流失的现象仍十分突出，由于不合理采伐、森林火灾和病虫害等原因，每年有150万公顷的森林变为无林地、疏林地或灌木林地，我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地退化，而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的污染加剧的趋势也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在社会资产方面，虽然由于研究不够我们尚没有适当的指标和确切的数据来具体描述，但是，人们之间相互信任的缺乏、社会信用的偏低，乃至部分群体道德水平的下降等都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方面的不足对今后社会发展和福利提高的制约已经开始表现出来。
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扭转以往只重视增加人造资产的片面观念和做法，对四种资产的有效管理和积累要给予同样的重视，否则，小康社会的目标便难以实现，或者即使如期实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难以持续下去。在此仅以小汽车进入家庭为例予以说明。随着我国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购买小汽车似乎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约为2400万辆，即每千人18.5辆，其中小汽车不到30%。如果按平均每辆车每个月使用150升汽油或柴油来粗算的话，那么2400万辆车需要使用4.2亿桶原油所加工出来的成品油。由于我国11亿桶的原油年产量远不能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因此，近年来原油进口量一路上升，2003年预计可能超过8000万吨，占国内需求量的30%以上。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每千人150辆左右，其中小汽车占50%以上。我国是个贫油国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只有240亿桶。如果届时每辆车的汽油消耗量不能大幅下降，无论是我们的石油资源还是经济能力（为支付进口石油的成本）显然都是难以承受的。
我们并不是要因此而反对汽车进入家庭。但是，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诸如此类的制约，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更好地规划小康建设的目标和步骤，更加注重人造资产之外的其他三种资产的积累，如加大对教育、培训、保健等方面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加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只有通过对四种资产的综合管理和合理利用，才能使我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在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思考与应用：
如何理解在基本实现小康之后，社会的发展应是一种由点到面的扩展完善，是一种在保持协调基础上的整体性的提高？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如何理解和实施经济、社会、人口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结合中国实际说明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及解决办法。
二、典故
1.孟母迁居的故事（地理环境）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孟柯，小时候曾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传说，他小的时候，家离一块墓地不远。孟子时常到坟墓间，学挖坑埋死人做游戏。孟母看了，心想，住在这里对教育孩子很不利，便把家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这地方靠近集市，孟子成天在街上窜来窜去，学着生意人的样子大声叫卖。孟母看见了，感到住在这里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没有好处，便再一次迂居。这回搬到一个学校边居住，孟子便向学校里的学生学习"揖让进退"的文明礼貌。孟母看了非常高兴，说：“这里才真是教子成材的好地方！”于是便定居下来。
这虽然是个故事，但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的环境对人有好的影响，不好的环境对人则有不好的影响。
2.美的趣谈（美 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
人们的审美观念是由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非洲有些部落以为拔掉上门牙或挫短上门牙是美的，因为前者使他们和反刍动物相象，后者使他们和食肉的野兽相象。还有些部落的妇女为了追求美丽，在自己的上嘴唇上钻一个孔，穿上一个金属的或竹制的大环子。
人们的审美观念也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唐朝初年，由于崇尚武功，封建统治者把长得健壮丰满当作美女的标志；而到了五代十国的后唐，由于封建阶级日趋没落，整天沉缅于酒色歌舞，因而逐渐把缠裹小足、轻盈瘦削、弱不禁风当作美人。
3.逐日英雄夸父（社会意识）
“夸父逐日”是中国古老的神话。它体现出了原始先民追求光明的精神。
身材高大的夸父，立下宏愿，决心去追太阳，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夸父耳朵上挂两条黄蛇，手里也握着两条黄蛇，随身还携带着一根手杖。一天，太阳升起了，他迈开大步追去，一直追到禺谷。传说禺谷是太阳休息的地方。太阳西落到这里洗浴后，就在巨大无比的若木上休息，到第二天再升起来。这时只见一团巨大红亮的火球就在眼前，夸父已进入太阳的光轮，完全处在光明的包围中了。当他正在庆幸自己的胜利时，他感到极度口渴。于是他伏下身子，大口大口地喝黄河、渭水里的水，几下就把两条河里的水喝干了，可还是口渴难忍。他又向北方奔去，想去喝大泽的水，大泽是一片纵横千里的水域。可是夸父还没有达到目的地，就死了，像一座大山一样倒了下来。手杖丢落的地方，出现了一片枝叶繁茂、鲜果累累的桃林。
传说河南、陕西两省交界处的灵宝县东南，有一座夸父山，是夸父留在人间的遗迹，山的北面，有一座好几百里宽的桃树林。还传说湖南也有一座夸父山，上面还有夸父架锅的三块巨石。
4.出身贫寒的齐白石（群众史观）
本世纪20年代末期，当时中国画界名流组织了一个国画展览会，展览大厅显要处挂满名家画轴，琳琅满目。而在一个灰暗暗的角落里，挂着一幅立轴小图，上面签着齐白石的名字。那画上是一对小虾，虾体透明得像潜在水中，长须好像在晃动，十分生动逼真，富有趣味。但是，同四壁挂满的京派正宗名家作品相比，价钱十分悬殊，他人的作品数百元到几千元，而齐白石的作品标价仅仅八元。不少人已经习惯了以价钱论价值，见虾图只有八元，往往露出不屑的神情，挥手而去了。
这一天，北平国立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也来看展览，当他看到齐白石的虾图后，眼前为之一亮，欣喜异常。于是在画轴下面别了一张红纸条，纸条上写"徐悲鸿院长定"。众人见赫赫有名的美术大师徐悲鸿定了齐白石的画，大为惊奇。从此，齐白石一举成名。
这就是发生在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著名的国画家齐白石身上的一件事。这件事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齐白石一生作了不少画，尤其是他画的虾蜚声画坛，成为现代国画师的高手。然而，齐白石出身在湖南湘潭的一个贫农家庭里，他砍过柴，放过牛，种过地。从一个贫苦农民变为著名画家，齐白石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
5.科学是生产力（科学 生产力）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惊人发展的几个时期，都同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有关。以18世纪工作母机的出现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从1820年--1870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增长9倍，年平均增长率曾达到4.7%。世界贸易总值增长9.5倍以上。19世纪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从1893年-1913年，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144%，年平均增长率为4.6%。世界贸易增长了121%，年平均增长率为4.1%。20世纪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反应堆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1976年，资本主义世界业生产增长3倍以上，年平均增长率达6.6%。世界出口贸易量增加6.3倍，年平均增长率为6.6%。
6.是什么力量把陈胜、吴广推向领袖地位？（群众史观）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九百农民被秦朝征调往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屯守，陈胜、吴广是小队长。走到大泽乡(安徽省宿县西南)遇上大雨，耽误了报到期限。秦朝法律规定，误期就要杀头。于是陈胜、吴广杀死押送他们的官长，揭竿而起，发动了起义。没过多久，就形成了数十万人的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各地人民纷纷响应，沉重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秦王朝的最后灭亡，首功是陈胜起义。陈胜、吴广本来是种地的贫苦农民，并不是什么大人物，是阶级斗争把他们推上了领袖地位。当时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统治，人民早已忍受不下去了，阶级斗争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陈胜起义代表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一带头造反，人民纷纷响应。当时的革命形势要求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如果没有陈胜、吴广，也必然会有别人被推上领袖地位。假如没有人民大革命的形势，陈胜起义便不能成功，陈胜、吴广也仍然是普通农民，而不会成为杰出的领袖人物。正如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